基特勒｜通往一种媒介本体论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1943-2011）

德国媒介理论家，现代媒介理论发展的开创性人物。他曾担任柏林洪堡大学美学和媒介史系主任，并在伯克利大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著有《话语网络1800/1900》、《留声机、电影、打字机》、《文学、媒介、信息系统》等。

  通往一种媒介本体论  

作者 |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翻译 | Mia 灰狼

校对 | Mia 灰狼

摘要：本文探讨了物理和技术媒介缘何被逐出本体论范畴的问题。其中的争议在于：首先，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本体论就一直致力于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而非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关系。其次，有人断定因为希腊人未区分音素和字母，导致哲学一直倾向于忽视作为自身技术媒介的书写。本文将通过一系列哲学资料——从阿奎那与笛卡尔到费希特与黑格尔来追溯这些趋势。作为回应，本文认为只有从海德格尔开始才出现了有关技术媒介的哲学意识，而在今天，数学与媒介之间的联系以及媒介与本体论之间的联系，应该以更精确的方式予以表述。

关键词：海德格尔 本体论 媒介

是否可以用欧洲的本体论视角来思考媒介？这是个既关键又棘手的问题。[1]出于种种理由，众多传播媒介的技术和数学理论应运而生，甚至还有麦克卢汉或沃尔特·翁学说这样的潜在神学理论。然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所界定的本体论从一开始就对媒介充满敌意，无论是物理媒介还是技术媒介。相对于其他理论家，哲学家更容易忘记到底是哪种媒介支撑着他们的绝对实践。

我将从这样一个假设开始，即哲学（海德格尔称欧洲形而上学）必然无法将媒介视为媒介。这种忽视始于亚里士多德：首先，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致力于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而非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关系。（物理）媒介（tò metaxú）的绝对概念在他理论中被贬低到感官知觉（感性）层面。其次，因为希腊人并未在明确的音素（speech elements）和明确的字母（alphabetic letters）之间作出区分，作为哲学自身技术媒介的绝对书写（writing）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处在了缺失状态。

我将说明这种哲学疏漏的简短历史，从托马斯·阿奎那和笛卡尔，到费希特和黑格尔，以表明只有在海德格尔那里，只有当他将哲学转向“思”的时候，有关技术媒介的意识才开始增长。这是因为：首先，《存在与时间》已经将眼镜和电话等日常媒介的不易觉察性主题化了；其次，在1930年代，海德格尔不再用存在论的术语描述广播等大众媒介，而是以历史化术语描述它们；第三，在二战之后，他将计算机的出现视为哲学自身的事实性终结。然而，这一终结导致在海德格尔之后更有必要提出（在“存在的历史”[Seinsgeschichte]方面）一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哲学逻辑最终通向了图灵、香农等人的机械化问题。

海德格尔

在海德格尔去世50年后，我认为他的问题必须用更精确的方式来解决。数学在媒介史中的主导作用再也不能像某些柏拉图式错误那样被误读了。[2]与之相反，在建立一个时代的过程中，希腊算数也曾如存在和本体论等概念那样起到根本作用，这是历史上第二次，一种二进制的通用媒介可以用于编码、传输和储存即将出现的一切，无论是书写、计算、影像还是声音。

1

就亚里士多德来说，媒介的缺席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去提出“我们如何以及用多少种方式去谈论存在作为存在”的本体论问题，无异于给出一个答案，即存在于其最富足的意义上具备形式和质料（eîdos and húle）双重含义。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出其他问题，如一个东西是黑的还是白的，它在何时何地出现，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所有这些范畴相对于质料和形式而言都是次要的。我们仅在亚里士多德的12部书中摘出两个显著的例子，即使它们都归于“形而上学”名下：（1）当且仅当融化的铜，经由一位天赋卓然的艺术家之手而呈现出神或者女神的具体形貌时——为了赞美他/她，一种可称之为雕塑的存在才得以成立。（2）当且仅当充满定形化信息的男性精液与无定形的经血相混合，一个作为人类的新个体才会诞生。因此，即使对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存在而言，“四因”（four grounds）——从动力因到目的因，都是必要且充分的，但形式因和质料因才是最为必要的两个层面。

1971年，马歇尔·麦克卢汉给他的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克劳德，

周日，我获得了一生中的最大发现。这是在我为英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写序言时发生的，这本书即将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再版。简而言之，这个发现如下：2500年以来，西方世界的哲学家在有关生命本源（entelechy）的研究中，一直将所有技术排除于质料 -形式之外。英尼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解释希腊文化是如何被书写及其对口头传统的影响所摧毁的。同时他也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技术带来的心理及社会后果。但他并没想到，我们的哲学系统地将技术排除在思想之外，徒留自然和生命形式被归于形式质料说。（信件 429号）

麦克卢汉

因此，你可以看到伟大媒介史学家的最大发现为何容易出错。麦克卢汉在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论述中将其真正的含义搞反了。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形式和质料最初源自技术事物的范畴，后来才或多或少被强行转入自然范畴。

海德格尔的“艺术品的起源”（Origin of the Artwork）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即相对于石头和树木，形式和质料在雕塑中的自行呈现对我们来说更为明显。然而，这一事实将麦克卢汉的文献错误变成了历史真理。正是由于形式与质料的对立源于技术而非自然或生命形式，本体论才系统地将媒介技术逐出其领地。这两个范畴存在于一个事物以及同一个在场事物中，它们的汇聚与融合抑制了源自其生命本源的所有距离、缺失和虚无。存在，无论是自然的存在还是技术的存在，已经以“本源”和“实体”（entelécheia and ousía）的形而上学形式，而非诸多相互对立的形式（如过去/将来、存储/传输）被思考了2500多年（这与海德格尔的说法一致）。

然而，看起来令人惊讶的是，媒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又确实存在。不是作为他本体论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他精神物理学（psychophysical）理论的一部分。知觉必须以物理媒介或物理元素为前提，以便将某些实际感知的“形式/质料存在”与有感知能力的动物灵魂联系起来，这一论述在《论感觉及其对象》中比《论灵魂》中更为明确。亚里士多德强烈反对他的原子论祖先们，根据他们的说法，无法察觉的微缈影像或幻象从既有的物体中自行流射出来，毫无阻力地穿过虚空（tò kenón），从而最终抵达我们的眼睛或耳朵。[3]这位哲学家同时也是宫廷御医之子（这绝非偶然），果断地说：“不”。在倾听的情况下，事物与鼓膜之间以及鼓膜与耳蜗之间必然有空气。在观看的情况下，质料变得更为复杂：在事物和人的虹膜（顺便说一句，亚里士多德赋予其一个美妙的名字——新娘）之间必须有空气，而虹膜和视网膜之间必须有水。自恩培多克勒开始，火、水、气、土就被视为阿弗洛狄忒用爱来搅拌以形成我们和谐宇宙的四种神圣根源。自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等原子论者开始，这四种元素同样是构成文字或者元素的前提。然而，亚里士多德谈到了两个作为“居间”的元素，也就是空气和水。换句话说，他是第一个将常规的希腊语介词“居间”（metaxú）转换为“媒介”（tò metaxú）这个哲学名词或概念的人。在缺席与在场、远离与接近、存在与灵魂之间，并非空无一物，而是有一种媒介关系（mediatic relation）。按照海德格尔晚期关于“时间与存在”（Time and Being）的一次讲座，我们也可以说“媒介存在”（Es gibt Medien）。因此，麦克卢汉非但不能对亚里士多德施以讽刺和毫无依据的指责，反而应该感谢这位最伟大的古希腊造词者，因为他预示了“媒介存在”，至少是自然或物理的媒介存在。

亚里士多德

相反，麦克卢汉这一承接“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充分的理由在于，除他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希腊人能在口语声音和书面表达之间做出区分。因此，深植于古希腊文化中的便是诗歌、音乐、最早且唯一元音表（vocalic alphabet）之间的特殊同一性，这开启了原子论者通往宇宙构成的四种字符或元素的可能。即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声音与书写（phone and graphe）的区别也只在写作时提过一次，即语音是存在的符号，而书写文字不过是那些声音的二级符号。正如德里达合理（尽管过于笼统）指出的那样，形而上学总是已然忘记了技术媒介——从书写本身到成文书籍，而这乃是其自身前提。

2

在每个历史细节中挖掘这种健忘与技术变革的疯狂巧合，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故事。只要我们暂时转向哈罗德·亚当·英尼斯而非他所谓的传人麦克卢汉，并指出某些划时代变革——这些变革在某个或同一时刻改变了书籍制作以及本体论概念，似乎就足够了。你可能会将其视为一个愚蠢且微不足道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非但哲学家不予关心，连自封为解构主义者的德里达也不曾提及。与灯光师、画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相比，思想家更容易遗忘他们的媒介。媒介本体论的缺席或许是最深层的（这意味着毫无根据）存在原因（raison d’être）。我们不妨来举一些例子。

纸草手卷

古代哲学家，从前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及其拉丁语普及者，都曾经在纸草手卷上书写字母文字。[4]读者不得不用他们的右手打开这些所谓的“文卷”，大声朗读其文本，然后用左手将阅读材料滚回，以再次构成简易的存储媒介。在古典时期，当苏格拉底这位旧无产者之外所有能思考的人都懂得如何写作和阅读的时候，就为教育和学习提供了充足的基础。古希腊词汇“逻各斯”（lógos）具有内在的双重含义：这意味着我们给出的所有原因都等同于我们讨论自然的各种依据。只有当拉丁语注定无法转译这种希腊语的模糊性时，逻各斯才于第一层意义上成为喻令（oratio），在第二层意义上成为尺度（ratio）。你可能会说，罗马人虽然没有将其概念化，但以此引入了技术媒介和物理媒介的第一次区分。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亚里士多德式的二元性，如声音与标记、语音与言说、意义与指称等等，被后来希腊化的三位一体所取代：斯多葛派的克利西波斯不仅区分了意义（tà semaíntonta）和指称（tà semainónema），而且指出整个媒介化的质料/形式也同样经由机遇（tà túnchana）——幸运女神堤喀（Tyche）乐于让其发生的偶然且不可言说的事件组织起来（D. L. VII 62）。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语言似乎无法与存在具备相同外延，言说与文本作为贫乏的纯粹媒介丧失了它们所有的支配性。

幸运女神堤喀

尽管有这种斯多葛式英勇之举，古代文卷的阅读实践在罗马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要每一种思想都依赖荷马和诗人（尽管这种说法未被承认），就完全没必要在这本书和那本书之间进行比较。只有当罪人的（基督）异端成功颠覆整个罗马时，才迫切需要图书技术的变革。像奥古斯丁这样的基督教神父/作家承担起比较三种相互矛盾的书籍传统的这一前所未闻的责任：一项如此可怕的、不可能的乃至愚蠢的任务——即使它预料到我们实际所做的事情——但阿弗洛狄忒已经为我们免除了这种苦头。

圣奥古斯丁为调解（或驳斥）荷马、摩西和其他使徒们为数众多且相互矛盾的作品而使用了自己的书籍，这相对于所谓的异教徒来说有很大的媒介优势。基督教作家是最早从纸草手卷转向装订羊皮书的人之一。这种媒介技术的变化使得不同来源的书籍之间的共时性比较与调和更为方便。它不仅对哲学的形式，也对其内容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古希腊哲学论述的编辑者以简单的时序讨论之前的哲学家，例如从苏格拉底到色芬诺以及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但像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经院哲学思想家就能够参阅各种各样的书籍。因此，为了解决其《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中讨论的每个问题，阿奎那在做每个决定前都会参考圣经原句、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以及早期基督教领袖们的琐碎论述。

显然，古腾堡闻名遐迩的印刷术终止了所有这些多声部的、但仍属于手写模式的论证。多亏了印刷术和排版技术，书籍才变得越来越本土化，而这也意味着越来越民族化，由此勒内·笛卡尔可以开创一种新的本体论。他的书大部分是用法语写的，但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些书又是在荷兰这个新教国家出版的。为了让自己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他遗忘了——至少假装遗忘了所有的传统流派、作者和权威。他那著名的“沉思的自我”，不过是一个坐在火炉前被供以墨水、钢笔和许多空白纸张的寂寞身影。笛卡尔出于其无与伦比的清晰性与明确性（这奇怪但也足够明显）而接受的唯一论据是现代数学的运算符和操作数，即26个字母及其正负、根号等数学变形。换句话说，本体论再次变成了初等代数的一个分支，就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所做的一样。

笛卡尔坐标系

就像你从米歇尔·福柯那里获知的一样，笛卡尔模式能使现代宇宙论中的一切存在和基准（人除外）变得井然有序。当伊曼努尔·康德给他的后继者带来一种新秩序，让他们将先验自我（transcendental ego）置于本体论之中的时候，一切都绝非易事。例如，费希特在大学里的课程，拒绝让学生使用传统教科书，而这些教科书从圣托马斯时代以来就被哲学家用于评注或阐释。相反，费希特每个夏天都会写完其杰作的一个章节，他首先在自己的学生面前阅读，然后才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以供大众阅读。以这种做法，费希特完全无法预测或预见他的课程将会在1794年那个漫长的夏季学期结束时得出最终的哲学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德国唯心主义不仅已经预见到洪堡大学的新学术自由，而且预见了尼采后来更著名的哲学断片（philosophic fragments）。

让我们最后概括一下本体论的媒介史。希望你已经意识到尽管哲学总是涉及像以太、光和水这样的物理媒介及元素，但它完全忽略了自身的技术媒介——从古代手卷到现代畅销书。因此，现在是时候继续进行被称为“时间与存在”的革命了。如你所知，年轻的海德格尔在1927年就在号召“摧毁形而上学”。这等于证明实际的在场（presence）并非最崇高的本体论属性。与之相反，通过未来与过去的双重缺席，诸如我们一样的存在才能与他人的存在区分开来。距离被证明为我们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的一个显著特征。质料，如我们用于手工制鞋的皮革，已经不仅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质料，而且已经与死去的动物有关，因此也与更普遍的自然有关。形式，例如一个铁锤，呈现为最适合我们的手以及其将要进行的工作的形状。一般的房间或者特定的位置与抽象的笛卡尔坐标系完全无关，而是与我们的行走与观看、谈话与聆听相关。因此，对海德格尔这位近视者来说，他在街上所遇到的一位朋友不仅比柏油路更近，也比他鼻子上的眼镜更近。当海德格尔给汉娜·阿伦特打电话的时候，后者那挚爱的声音比电话听筒更接近他本人。最终，现代人成为了广播新闻的消费者，世界性的消息让他远离了自身存在的真实性。

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正如你已经观察到的，在前两个案例中，眼镜和电话与亚里士多德的眼睛和耳朵是一一对应的。技术媒介已经取代了精神物理媒介。在其绝对终点或者毁灭时刻，本体论变成了一种距离、传输和媒介的本体论。在第三个案例中，这更加引人注目。无线电，或者海德格尔和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所称的Rundfunk，是作为一项新发明而明确引入的，该发明意味着“人类‘消除距离’的存在趋势已经在历史上得以实现”。

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我并非说海德格尔应该将无线电发明归功于海因里希·赫兹或者伽利尔摩·马可尼，而是他根本不该将其归因于人。这就是为何仅仅十年之后，他谈到飞机和无线电发射是我们笛卡尔时代特有的技术媒介。三十年后，他甚至意识到现代机械工具——尤其是战后的计算机再也无法被视为具有外延和内含的对象，而这正是我们非物质的笛卡尔主体所表征的自身。相反，如今一端是计算机技术，另一端是人，它们通过无穷的反馈回路和危险的技术本质而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至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已经不再是教授们的任务，而是由数字计算机执行，这样的哲学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然而与此同时，思维的曙光或任务才刚刚开始。海德格尔用简洁的话语要求我们第一次重新思考这种欧洲媒介史，而这恰恰发生在欧洲思想因其全球性扩张而消失的那一刻。这一递归式反思应该从最早的古希腊思想家-诗人开始，经由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和逻辑学之间的重大区分，最终通向我们近来的逻辑机制和算数机制。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试图以不太海德格尔的语言为读者们勾勒的内容。

请让我做两个关键性评论来结束这项任务，这两个评论可能仅仅标明了海德格尔的1964年和我们的2009年之间的历史距离。首先，我认为非常错误的是海德格尔将数学在本体论的引入归功于柏拉图，事实上柏拉图更像是导致它们长期分离的推手。通过将“存在的历史”（history of being）描述为一系列思想家且仅仅属于这些思想家，海德格尔忽视了同时期发生在数学中的关键创新。例如，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与其伟大先驱毕达哥拉斯的自然数理论联系起来，或者将经院哲学的编号问题/书籍与当代印度-阿拉伯发明的数字联系起来显然是可行的，虽然也是冗长的。最后，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他们都将自己的新式数学转化为对应的新本体论，反之亦然。一般来说，由于技术媒介只是某些月亮的可见面，其阴暗面则是数学和物理学，由此这种海德格尔式疏漏所遗失的东西格外有助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其次，海德格尔摧毁形式和质料之间二元对立的毕生梦想，可以借助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轻松实现。当然，质料仍然重要，形式也仍然活跃在诸如信息等话语当中。但是，如果一种媒介本体论希望通过艺术的技术状态而被理解，它就应该懂得如何去阅读设计图、规划图、主板设计、工业线路图等等，以便从一开始——也就是从高科技硬件中理解其绝对范畴。考虑到所谓的冯·诺依曼架构很可能不是最佳架构，但今天却近乎标准化了，我们看到了寄存器、总线和随机存取储存器。从结构上讲，存储在寄存器中的二进制数字执行逻辑操作和数学运算，多条总线传输命令、数据和地址，而随机存取储存器（RAM）则为命令、地址和数据提供存储空间。此外，这一三重架构显然是一个反馈回路，它在许多分形维数中自我迭代，从纳米级、毫米级直到让我们这些终端用户进行交互的可见层。命令、地址和数据，也就是过程、传输和存储的对象，这不仅可以在计算机架构中被检索到，也能在技术媒介的整个递归历史中检索到。图书馆是用来存储书籍这一媒介的媒介。电报电缆自南北战争以来就一直是军事指挥的传输媒介。每当本体论思想或者数学著作改变了文化历史进程的时候，基本的数据处理已经在发挥作用。与其让人类、存在和机器困囿于质料/形式的二分法，我们至少应暂时尝试去阐明由命令、地址和数据构成的新三位一体。在硅固态物理学和冯·诺依曼架构（如你所知，它们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的双重条件下，这将成为一种媒介本体论。

冯·诺依曼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赫克托尔有一句名言：“神圣的特洛伊终有被毁灭的那一天。”我们无法预言，但也悲观地预见了烈火冲天的夜晚。也许一个玫瑰色的新黎明将会出现，并实现固态物理学家最珍视的梦想：基于并联和微小量子状态的计算机取代了基于大型和串行硅连接的计算机。届时，我或我的后继者将撤回本文。

（原文出处:《理论、文化、社会》，第26卷，

第2-3期，2009年。）

编 者 注 释

[1] 有关基特勒生活和创作的记录，见温斯洛普-扬和尼古拉斯·甘恩的“基特勒导论”（2006）以及约翰·阿米蒂奇的“从话语网络到文化数学：基特勒访谈”（2006）。涉及本文多个关键点的一篇访谈可参阅尼古拉斯·甘恩和史蒂芬·塞尔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与马克·汉森访谈”（2007）。

[2] 有关媒介与数学的关系，见基特勒的“数字与数码”（2006）以及阿米蒂奇的访谈（2006）。

[3] 有关这一点的延伸思考，见基特勒的《光学媒介》（2002）。本书的书评可见尼古拉斯·甘恩与汉森-马格努森的“物质性是信息？”（2006）。

[4] 有关这一媒介史的详细说明，参见基特勒的“传播媒介的历史 ”（1996）。

参 考 文 献

[1] 约翰·阿米蒂奇，“从话语网络到文化数学：基特勒访谈”（From Discourse Networks to Cultural Mathematics: An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 Kittler），《理论、文化、社会》，第23卷，第7-8期，2006年，第17-38页。

[2] 尼古拉斯·甘恩与汉森·哈尼斯-马格努森，“物质性是信息？”（Book Review: Materiality is the Message?），《理论、文化、社会》，第23卷，第7-8期，2006年，第315-323页。

[3] 尼古拉斯·甘恩与史蒂芬·塞尔，“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与马克·汉森访谈”（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Kittler and Mark Hansen），《理论、文化、社会》，第24卷，第7-8期，2007年，第323-329页。

[4] 基特勒，“传播媒介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Media），《C理论》，http://www.ctheory.net/articles.aspx?id=45

[5] 基特勒，《光学媒介》（Optische Medien），柏林：梅尔韦出版社，2002年。

[6] 基特勒，“数字与数码”（Number and Numeral），《理论、文化、社会》，第23卷，第7-8期，2006年，第51-61页。

[7] 杰弗里·温斯洛普-扬与尼古拉斯·甘恩，“基特勒导论”，（Friedrich Kittler: An Introduction），《理论、文化、社会》，第23卷，第7-8期，2006年，第5-16页。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观察者的技术"，感谢公众号“观察者的技术”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廖曦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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